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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道 | 毛振華:中國改革開放需要再調整 再出發

    時間 : 2018-10-11 10:03:30

    來源 : 未知 作者 :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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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及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第三季度)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次論壇以“以深化改革開放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戰的屬性、影響和對策”為主題。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就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發表了演講。中誠信國際董事長閆衍主持了第二單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

    毛振華教授在論壇上發表的演講題為《2008,中國經濟與對外政策的分水嶺——再思考、再調整、再出發》。演講提出,2008年是中國經濟與對外政策的分水嶺,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內政外交出現了一系列調整,但這些調整在不同程度上引發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誤讀,是導致中美關系趨于緊張的重要原因。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金融危機十周年的重要時點,中國需要對過去十年的發展歷程進行再思考,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力度,適當調整內政外交政策,為中國和平發展營造良好內外環境。以下內容轉自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官方微信號。

     

     

     

     

    此次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簡單的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沖突嗎?中美之爭是美蘇之爭嗎?其實都不是。自1972年中美關系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隔絕狀態,在四十多年的歷程中,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受了中國發展的體制和道路,但為什么今天中美之間依然會出現這樣的沖突,甚至可以說中美關系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雙方關系最嚴峻的時期?

    雖然中美摩擦加劇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發生了變化是導致這一變化的重要因素。2008年以來,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導致改革開放的路線圖被迫調整;同時對外政策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中國所發生的這些變化加劇了美國的焦慮,甚至認為中國有意挑戰現有國際格局,威脅到其作為全球霸主的地位,從而導致了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2008年是中國經濟和對外政策的分水嶺。

    在對內政策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全球進入新一輪量化寬松周期,世界經濟低迷,外需急轉直下。當時中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需,為了穩定經濟增長,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了以“四萬億”為主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中國經濟進入“債務—投資”驅動模式。刺激性的經濟政策雖然帶動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企穩,但由此也導致了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失衡:為穩增長投放的大量貨幣更多地投向以融資平臺為主的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獲得的資金有限。從信貸余額的角度來看,國企占信貸存量的比例超過50%,而民營企業獲得的貸款不到35%,這與民營企業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和貢獻并不相稱 民營企業對國家的稅收貢獻超過50%,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民營企業城鎮就業率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率超過了90%,即體現民營企業作用的“56789”。與此同時,通過融資平臺、產業投資基金、PPP等形式,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焖僭鲩L,進一步加劇了資源配置的失衡。這種資源錯配導致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高杠桿問題突出,民營資本被擠出,“國退民進”加劇,經濟運行中政策性干預力量增強,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出現調整。

    在對外政策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貿易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泛起;在恰在此時,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并從傳統的商品輸出國向商品與資本雙輸出國轉變。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首先,隨著中國經濟對外資依賴度下降,對外開放優惠政策有所調整,外資在中國的優勢和回報率減弱,這讓一些外商感覺中國的營商環境不如之前“友好”。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中,一些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并沒有像以前一樣為中國辯護,甚至一些企業還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些不利于中國的資料,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其次,為了呼應國際上關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呼聲,中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增加,國際角色也發現了一些變化。此外,隨著國內化解長過剩與資本輸出,中國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雖然受到西方國家對中國資本輸出的遏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中國的對外投資主要投向是一些西方資本所不愿意涉及的 “一帶一路”和非洲等國家,實際上為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且并未與西方資本形成正面競爭,但中國資本輸出的快速增長以及中國為配合資本輸出構建的一系列基礎設施,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等,依然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誤讀與焦慮。

    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金融危機十周年的重要時點,回顧和思考過去十年是中國所走過的路,我們必須承認,金融危機后,中國內政外交的確發生了一些調整,而且這些調整加大了中國改革攻堅的難度和壓力。一方面,金融危機后的“穩增長”措施在帶動經濟企穩同時也使得改革開放進程被迫調整,導致當前中國面臨的改革轉型壓力更大;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被國際社會誤讀,部分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恐慌情緒加劇,導致中國在外交上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不過,中國的這種調整和改變“事出有因”,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金融危機十周年的重要時點,中國長期以來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和平發展的根本立場并未動搖,但面對中美摩擦升級的復雜局面,中國需要再調整、再出發。在對內政策上,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改革之路,減少政府之手對經濟的干預,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要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溝通,表明即便在貿易戰沖擊下,中國堅持維持世界和平的立場的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見證者和維護者的角色沒有也不會改變。同時,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一些不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政策可以適當微調,以減少以美國為首的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讀與質疑,為中國和平發展營造良好內外環境。

    “多難興邦”,中華民族總是能在危難之際找到歷史機會。中美貿易戰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會成為我們再思考、再調整的契機,從而使我們能更好地把握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使我們的外交政策能更精準地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望未來,我們依然充滿信心,對于即將到來的黨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以及持續推進的改革攻堅戰,我們充滿期待,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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