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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振華:以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應對中美關系演變

    時間 : 2018-10-16 15:23:41

    來源 : 未知 作者 :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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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9月30日,中國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教授做客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大金融思想沙龍”第九十九期,作了題為“政策再調整、改革再出發——中美關系演變下的回顧與思考”的演講。毛振華教授從兩次美國行的感受迥異入手,指出遏制中國前所未有地成為美國國家精英的共識,提醒中美關系或處在“新冷戰”的前夜,“鐘擺狀態”已被打破,沖突可能升級;此后深入剖析美國轉變對華態度的原因,著重強調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存在對中國2008年以來內外政策的誤讀;最后提出短期力爭止于貿易爭端,長期堅持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政策建議。本文系根據演講內容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曾經有幸作為智庫專家代表于2015年4月和2018年9月兩度訪問美國,與美國智庫專家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對比兩次訪問,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2015年美國各界的關注點主要在于“中國發生了什么”,而2018年8月底的這次訪美中,我覺得美國已將中國列為敵對性競爭對手,并且這已經成為朝野、兩黨的共識。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變?這種轉變下中美關系會如何演變?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我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點思考。

     

      中美沖突可能不會止于貿易爭端

      自1972年“破冰”以來,中美關系歷經風雨,總體來看可以說是一個“鐘擺狀態”——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壞不到哪里去,中國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友,但也不是美國的敵人。但是,特朗普上臺尤其是中美貿易沖突以來,這種“鐘擺狀態”被打破,“壞不到哪里去”這條“潛規則”被打破了。美國為什么會發起貿易爭端?美國發起貿易爭端的終極目的就是貿易爭端嗎?恐怕并非如此。

      從美國角度而言,發起貿易爭端并不能解決其所聲稱的貿易逆差問題。一方面,美國經濟回暖主要來源于其本身的經濟周期,如次貸危機影響消退、減稅刺激國內投資上升、加息導致資本回流等,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并是其經濟回暖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是其經濟結構與美元地位,美國是印刷鈔票換取別國的商品,一定會是貿易逆差國,并且美國不從中國進口商品,也要從其他國家進口商品,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無益于解決其貿易逆差問題。

      從中國角度而言,雖然貿易爭端對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損害,如出口放緩或帶來經濟增速下滑,中國的反制措施有可能導致輸入性通脹,美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征稅和投資限制可能制約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加大等。同時,貿易爭端帶來的外部不確定性使得當前去杠桿政策出現調整,延緩了國內去杠桿進程。但是,中國經濟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的高速發展,具備了一定的承受沖擊的能力,況且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已經從出口轉向內需,對外需的依賴程度降低,因此貿易爭端對中國的影響并不是當前的中國完全不能承受的。

      但為什么我們依然要如此關注貿易爭端、關注中美沖突?這里邊有一個核心的判斷,就是貿易爭端或許只是中美沖突的前哨戰,中美關系可能處于新冷戰的前夜——當然,我說這是“可能”,只是我個人的判斷,也許可能,或許也并不會,但我們不能完全回避這種可能性。所謂“新冷戰”是與“舊冷戰”相對而言的,與舊冷戰一樣,其冷戰思維仍然是以鼓勵隔離為特征的“鐵幕政治”,中美之間不會訴諸武力,但可能會在貿易、金融、能源、外交、地緣政治乃至武器裝備等層面展開對抗與競爭,并互相劃定勢力范圍,但與“舊冷戰”不同,中美之間的新冷戰發生在中美經濟之間的融合和互補之上,給全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更大。

      根據我們接觸的美國精英的思維,我覺得如果未來爆發“新冷戰”,可能會有三部曲:第一步是貿易爭端,第二步就是美國聯合其盟國對中國進行孤立與隔離,在能源、技術、資本交流等方面逐漸與中國進行切割,第三步美國及其盟國、中國及其合作伙伴將分化為兩個陣營,“新冷戰”全面爆發。

     

      中美沖突一定程度上源于美方對中國內外政策的誤讀

      四十多年來,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受了中國發展的體制和道路,但為什么今天中美之間出現了這樣的沖突,甚至可以說中美關系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雙方關系最嚴峻的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2008年以來內外政策的誤讀是一個重要原因。

      對內政策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全球進入新一輪量化寬松周期,世界經濟低迷,外需急轉直下。當時中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需,為了穩定經濟增長,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了以“四萬億”為主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中國經濟進入“債務—投資”驅動模式。刺激性的經濟政策雖然帶動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企穩,但由此也導致了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失衡:為穩增長投放的大量貨幣更多地投向以融資平臺為主的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獲得的資金有限。從信貸余額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獲得的貸款不到35%;從債券融資的比例來看,民企債券融資存量占信用債存量的比例不到10%。與此同時,通過融資平臺、產業投資基金、PPP等形式,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焖僭鲩L。這種資源錯配導致“國退民進”加劇,經濟運行中政策性干預力量增強,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出現調整。

      在對外政策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貿易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泛起;在恰在此時,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并從傳統的商品輸出國向商品與資本雙輸出國轉變。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對外政策出現了一些新特點。首先,隨著中國經濟對外資依賴度下降,對外開放優惠政策有所調整,外資在中國的優勢和回報率減弱,這讓一些外商感覺中國的營商環境不如之前“友好”。其次,為了回應國際上關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呼聲,中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增加,國際角色也發現了一些變化。此外,近年來中國加大了“走出去”步伐,雖然受到西方國家的遏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中國的對外投資主要投向是一些西方資本所不愿意涉及的“一帶一路”沿線和非洲國家,實際上為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且并未與西方資本形成正面競爭,但中國資本輸出的快速增長以及中國為配合資本輸出構建的一系列基礎設施,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等,依然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誤讀與焦慮。

      中國內外政策的這種變化引發了美國從上到下的焦慮,認為中國偏離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偏離了和平發展的路線,認為中國想要挑戰現有的世界格局。但這純屬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會,我們的國內政策實際上是被動調整的,并且我們一直在持續堅持改革開放而努力。但這種誤會切切實實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傷害。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要準確理解和解釋中美沖突的性質。美國對于中美關系的處理顯然不是簡單的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競爭關系——比如當年的美日之爭,日本實際上是美國的盟友,并不是戰略競爭者甚至敵人。當然,中美沖突也不是當年的美蘇之爭,中國也不是當年的前蘇聯,我們也不想當前蘇聯,更不愿意當冷戰的一方——但這個是我們自己定義的,我們需要加強解釋溝通,使這個定義被美國和西方國家所接受。

     

      新形勢下我國需要政策再調整、改革再出發

      面對中美關系的演變,我們該怎么辦?我覺得,從短期應對來看,力爭使中美沖突“止于貿易爭端”,但同時做好應對“新冷戰”的預案。我們要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預案,比如不同程度的貿易爭端。如果全球化格局難以持續,中國和美國要回到一個相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時代,我們怎么辦?如果“新冷戰”全面爆發,我們又該怎么辦?當然,通過適當調整內外政策、加強溝通,爭取中美沖突“止于貿易爭端”是當前中美關系的最優解。如果“新冷戰”不可避免,我們也要盡力延緩“新冷戰”的到來,為中國的改革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

      從長期來看,在新形勢下,我們的內政外交都需要調整。一方面,我們要適當調整外交策略。我們需要對外交邏輯進行再梳理:中國核心利益、不可退的底線是什么?那些不是我們核心利益的地方,也就是所謂的“附加物”可以適當調整。同時,在對外關系上我們要堅持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推動全球化,維持世界和平,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間;同時,我們要繼續堅持睦鄰友好,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周邊環境。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后我國被迫執行了在國際上引起很多誤讀的改革政策,現在隨著金融危機陰霾的逐漸消散,我們有條件有能力繼續回到過去艱辛探索得出的改革開放之路,及時糾正那一小段插曲。我們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擬定的改革方案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不受雜音干擾,不被2008年以來一些受益者的各種意見所左右。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當前是改革開放40周年,又是金融危機10周年,10年只是40年的四分之一。中國的成就得益于改革開放,得益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形成的改革開放的全民共識。校正了受金融危機影響被迫調整的路徑,我們就有希望?,F在并不是最困難的時期,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外部形勢的變化。展望未來,我們依然充滿信心,對即將到來的黨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以及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我們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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